從《真理與方法》開展的論諍

周明泉

近代以降，自然科學迅速發展，科技方法讓人類擺脫宗教的藩籬鎖鍊，進而豐饒人們的視野見識，舒適人們的物欲生活，縮短人們的時空距離，同時也疏離了人們的心靈，匱乏了人們的人生智慧，導致許多人在面臨自我精神的困境時，顯露出無技可施的窘狀。之所以如此，就理論層次而言，是因為在崇尚科技方法的時代，科學萬能的實證意識，認為精神世界的呈現猶如自然現象，可以藉由觀察與實驗，尋思歸納出統攝一切的普遍客觀性律則，作為萬有的唯一判準。就實踐層次而言，科學技術同一規格化的大量生產模式，實際宰制多數人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本能，以及壓抑自身勞動的目的性與理性的反省能力。筆者無意否認科技的重要性與必要性，但人們面對人際關係的無限可能性，若執意以主客對立的觀點。將人際的關係轉化為縝密的法則以操控可能性的變化，那麼自我在面對他者的多元性或差異性且無法全然同化或整合時，自我將顯得急遽倉皇，而導致「笛卡爾式的焦慮」(Cartesian Anxiety)。

因此，實證主義宣稱的可檢證性、可重複性與可預測性的普遍客觀律則，儼若已於精神科學領域中，遭逢質疑與崩解的命運。伽達瑪(Hans-Georg Gadamer 1900-2002)與哈伯瑪斯(Jürgen Habermas 1929)正是在主流典範崩潰的境況下，卻謀思替代性新典範以超克實證的舊典範，進而引起兩人長期之論戰。不過，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們卻建構的典範不再依附於科學體系之下……

「歷史性原則」與「意識形態」批判作為「理解策略」進路之論辯
──伽達瑪與哈伯瑪斯在傳統問題上的歧見

鄒皙

我摧毀了朱熹的價值世界嗎？
──答楊儒賓先生

余英時

江燦騰

翟志成

有吉佐和子/文 李永熾/譯

高璐

編輯部